“你绝对是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什么你的老团长！”

“老团长，别装蒜了，扒了皮，我也认得你的骨头！”

这一幕，发生1950年3月的西南军政大学。

当时，政治教育科科长的王玮到食堂去打饭，因为一时分神，跟一个学员撞了个满怀，他正要向对方说“对不起”，突然觉得对方十分眼熟，他相貌太像自己的八路军老团长了。

这么想着，王玮一句话脱口而出：“哎呀，这不是刘子仁刘团长吗？”

“同志，你认错人了。”

“我们共事几年，我不可能认错人！”王玮怒不可遏地说：“老团长，别装蒜了，扒了你的皮也认得你的骨头！”

问题来了，王玮是解放军军政大学的科长，他的上司“老团长”级别更高，是件很光荣的事；可是对方为何死活不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团长？这背后有什么隐情？

这一切，还要从轰轰烈烈的抗战说起。

刘子仁，河南永城人，1900年出生在农村，父母是农民，家里一贫如洗，他8岁就开始给地主放牛，穷人家的孩子，能改变命运的路只剩下一条，就是当兵。

1922年，刘子仁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。

1930年的中原大战之后，刘子仁跟着自己的上司背叛了冯老大，被蒋介石收编。因为看不惯蒋介石对嫡系的排挤，他带着搜刮来的钱财回到家乡，买了一个官，成为永城县保安大队大队长，成为“公务人员”，捧起了铁饭碗。

抗战爆发后，国民党节节败退，日军在1938年5月占领河南永城。这一来，政府也没有了，饭碗也砸了。刘子仁毕竟曾经是个军人，有那么点血性，也有那么点觉悟，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他，干脆跟着老上司、原国民党永城县县长鲁雨亭拉起了一支队伍抗日。

只要是队伍都有旗号，鲁雨亭的这支队伍叫作“湖西人民义勇军”。由于这支队伍的成员大多数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，战斗力较差，无法抵挡日伪军的进攻。

在此形势下，鲁雨亭想到了加入新四军，他提出请求后，很快就得到了批准。

1939年8月，湖西人民义勇军被改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1总队。总队长是鲁雨亭，政治委员由孔石泉担任，所部下辖4个大队，一共有966人。

到了年底，队伍又扩编为两个团，刘子仁担任了第1团团长。

后来，这支队伍又被编入八路军第4纵队，刘子仁在此时担任了纵队6旅17团团长，还兼任夏邑县县长。

这时候的刘子仁相当于是夏邑县的军政首脑，不但军权在握，还掌握财政大权，比抗战前还要风光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就在这年年底，刘子仁却想到了走上叛变之路。

这一切，还要从一封电报说起。

1940年12月8日，团部通信员给刘子仁送来一封密电，是第4纵队司令员彭雪枫发来的。

一看电文内容，刘子仁的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。电报的内容是：让李忠道、刘子仁对耿蕴斋、吴信容两个人先礼后兵，做思想工作，不行的话就将人控制起来，带回司令部。

耿吴二人都是安徽萧县人，两人住得不远，是邻村。耿蕴斋比吴信容大了10岁，但是很谈得来，后来结拜为共进退的异性兄弟。

抗战爆发前，耿蕴斋担任的是萧县第四区区长，吴信容则是萧县联防队队长。两人形影不离，交情很深，是铁哥们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耿吴二人热血沸腾，也像刘子仁那样拉起队伍参加抗日。在他们的感召下，当地热血青年纷纷加入，队伍发展迅速，人马很快就达到了一千多人。

1940年，他们也跟刘子仁那样，选择了加入新四军。

三人中，吴信容生于1910年，比刘子仁、耿蕴斋还要年轻得多，打仗更勇敢，头脑更灵活，立功最多，因此，三人中他的职务也做到了最高。刘子仁和耿蕴斋担任的是团长，吴信容担任的是四纵6旅副旅长兼18团团长。

然而不久之后，首先出问题的，恰恰也是吴信容。

导致吴信容个人思想出问题的，是一次人事变动。1940年秋天，6旅旅长谭友林到延安参加党的“七大”，吴信容认为旅长位子非自己莫属，可是组织上却让饶子健担任了旅长。

饶子健虽然比吴信容只小了一岁，但是人家是老红军，参加革命早，战斗经验丰富，指挥能力更强。但是吴信容却想不通，觉得是“南蛮子”排斥自己，受到不公正待遇。

因此，吴信容就到铁哥们耿蕴斋那里诉苦，说跟着八路军没前途，扬言要把部队拉出去。

此时的耿蕴斋也在闹情绪，组织上刚刚调他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员，让他负责边区的地方武装工作，这明明是组织上对他的最大信任，耿蕴斋却认为自己是遭到了排斥打击，明升暗降。

在此之前，自己是特务团团长，管着近千号人，当了司令之后，他手中只剩下一个营和一个骑兵队，不过区区400余人。

其实他只要好好干，革命队伍发展很快，从规模上来看，根本没有止境。比如杨成武的独立团开始的时候只有不到2000人，但是他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发展7000人。

可是耿蕴斋没有上进心，充满挫折感，态度太消极，自己憋了一肚子气。如今见吴信容来诉苦，他不是好言劝说，反而是握着对方的手说：“咱哥俩的命太苦了，这日子没法过，不行跳槽到国民党汤恩伯那里算了。”

吴信容听了很动情：“还是老哥你懂我，我们应该抱团取暖，采取一致行动。”

常言道，“隔墙有耳”，他们这一说，上级很快知道了。因为在三人的队伍接受改编后，为了对队伍进行改造，我党在6旅各团派驻不少干部，他们的言行很快被上级得知。

纵队领导非常重视，为了防患于未然，纵队司令彭雪枫就给17团团长刘子仁和路南地委书记李忠道发出了那份电报。

路南地委书记李忠道首先出面，对吴、耿二人苦口婆心，嘴皮子都磨破了，却无济于事。不仅如此，耿蕴斋还私自率部返回了萧县。

彭雪枫得知反馈来的信息之后，神情严峻，知道已经到了摊牌的时候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为了防患于未然，他给6纵政委吴芝圃写了一封信，让他出面解决问题。

首先，以开会为名，将二人召集到旅部驻地，进行最后一次思想教育，如果他们继续执迷不悟的话，那就立即采取雷霆手段，将其扣留，听候处置。

政委吴芝圃经过考虑，急匆匆赶到17团驻地附近的东曹庄，将通知二人开会的任务交给了团长刘子仁。

因为刘子仁平时跟耿吴二人关系不错，他说的话对方容易信任。还有，刘子仁这时候已经入党，他的17团主要干部都是我党派驻进去的，在线美工是相对可靠的一支武装力量。

可谁又知道，刘子仁这时候也有了叛变之意。

刘子仁虽然军政大权在握，可现在他是八路军的干部，一切都在组织的监督之下，干部不能随便提拔，钱不能随便花。这让独断专行惯了，也花天酒地惯了的刘子仁心下极为不爽。

之前，队伍姓刘，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；如今队伍成为八路军，手脚被捆住，处处受羁绊，太憋屈了，不如投靠国民党。

导致三人叛变的原因还有一个，那就是在1938年10月，八路军115师685团政治部青年干事王凤鸣，在湖西逮捕和杀害了不少地方干部，甚至把副支队长兼四大队大队长梁兴初关押起来，让地方干部人人自危。

刘子仁接到吴芝圃的通知之后，担心下一个就是他，决定向耿吴二人通风报信，三人一起投靠国民党。反正刘子仁过去所在的部队，倒戈是传统，也不差这一次。

到了18团驻地之后，耿蕴斋、吴信容正在喝酒。看到刘子仁到来，二人急忙起身：“刘团长，你来得正好，我们兄弟三人一醉方休。”

刘子仁摆摆手说：“都刀搁在脖子上了，你们俩还有心情喝酒！”“吴芝圃给你们摆下鸿门宴，让我找你们去，到时候把你们全都逮捕！”

耿蕴斋、吴信容听后吓出一身冷汗，他俩不约而同问刘子仁：“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
“还能如何，咱们小胳膊拧不过大粗腿，只有寻找一根更粗的大腿，把队伍拉到汤恩伯那里去，咱们才能度过这个难关！”刘子仁咬着牙说道。

其实耿蕴斋、吴信容早就密谋这样做，就等刘子仁这句话。于是，三人开始窃窃私语，决定先发制人，动手抓捕队伍内的八路军干部。

结果，在这天晚上，三人以开会的名义，将刘子仁17团的40多名党员干部全部缴械，关押在团部会议室。

这些干部包括3名团级干部：17团政委蔡永、副团长周大灿和政治部主任糜云辉。这三名干部在部队里素来很有威望，刘子仁怕动摇军心，并没敢立即杀掉，打算将来交给汤恩伯。

看到计划成功，三人心花怒放，刘子仁提议喝酒庆功，耿吴二人表示同意。三人得意洋洋，说笑着到团部的食堂去吃喝去了，这让被关押起来的干部看见了一线希望。

他们虽然没有被枪毙，但是大家都知道凶多吉少，情绪不由得有点低落。

“别这么垂头丧气，我们还有机会。”团政委蔡永见状，给大家分析说，“17团的战士大都是本地人，跟了刘子仁很久，愿意听他的指挥，但是战士们跟我们朝夕相处那么久了，也多少有点感情。”

“对，正因如此，开打的话他们下不去手，这是有利因素。”政治部主任糜云辉接过话茬说。

听了他俩的话，大家精神振奋，对冲破危局充满信心。

副团长周大灿说：“要想冲出去也很容易，必须夺走敌人的机枪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！”

蔡永一听表示同意：“就这么定了，同志们生死在此一举，我们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。”同志们听了摩拳擦掌，憋足了劲，等着冲出去。

时间很快到了夜晚，万籁俱寂。

突然，监号里响起一个声音：“唉吆……我肚子疼，要拉裤子里了。”——这是副团长周大灿的声音。

紧接着，一个营长也喊了起来：“怎么搞的，你们是不是下毒了，要疼死人了，我们要上茅房！”

“上茅房！”其他干部也喊了起来。

哨兵本来跟这些干部相处不错，如今见大家闹肚子，也不好意思阻止，嘟囔着前去开门。

门一打开，周大灿一拳头将哨兵打昏，大家一窝蜂地冲了出去。无巧不成书，这时候，刘子仁他们刚好吃过饭返回，来到会议室所在的大院，见此情形，惊慌失措。

“快开枪，打死他们！”刘子仁挥舞着手枪，声嘶力竭地叫喊道。

周大灿这时候已经挥舞着木棒冲到了机枪房门外，可是还没有等他进去，敌人开枪了，他中弹倒地。

紧接着，政治部主任糜云辉也被子弹击中，英勇牺牲。

团政委蔡永从容镇定，端着从哨兵手里夺走的步枪，一边向敌人射击，一边指挥同志们突围。

这时候，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，他站立不稳，眼看就要栽倒。

一个连长发现之后大叫一声，上前抱住了他，然后背起他就跑了出去（蔡永伤好之后重返部队，建国后曾任军区空军副司令员，成为开国少将）。

除了周大灿、糜云辉，特派员温治平、组织股长盖卓如等十几名干部也在这场突围中英勇牺牲。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，没有死在日军枪口下，却死在了曾经的战友手下。

刘子仁、耿蕴斋、吴信容三人的叛变行为带来了极其不利政治影响，也给八路军的敌后抗日行动带来了很大的被动。永城、萧县、夏邑地区很快就成为了叛军的地盘，豫皖苏边区形势急剧恶化，八路军失去了一大片巩固的后方根据地。

17团的干部突围后，刘子仁、耿蕴斋和吴信容3人“如愿以偿”，带着17团和18团剩下2000多人投靠了汤恩伯。

投敌后，蒋介石通过汤恩伯，对三人表示赞赏，封官加爵，任命成了司令或副司令。

可是历史上的叛徒没有几个好下场，三人也是如此。吴信容投敌后并没有被信任，而是被汤恩伯当贼防着。因此，他郁郁寡欢，在当年就去世了，只活了32岁。

临终前吴信容才知道后悔，他告诉弟弟吴信元说：“哥哥错了，你以后如果有机会，要跟共产党走。”

遵照哥哥的遗愿，吴信元在1944年率部起义，被改编为新四军4师独立旅，重新回到革命队伍。

刘子仁也一样不被汤恩伯信任，这个倒戈王后来再次反水，在1944年投靠了日寇，当了伪军的师长。日本投降后，他摇身一变，又成为国民党新编54师师长。

那么，在文章开头，他怎么到了军事学院？

原来在1949年12月25日，刘子仁看国民党大势已去，在四川巴中率部起义。起义之后，上级并未来得及甄别，立即安排他到西南军政大学学习。

他暗自得意：我的命好，每次倒戈，都有好日子过。

可是冤家路窄，他在学校偏偏跟自己的老部下、已经担任政治教育科科长的王玮狭路相逢。尽管他厚着脸皮百般抵赖，但身份还是被戳穿，最终，欠下累累血债的刘子仁被押送到河南，被时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吴芝圃下令执行枪决。

当年耿吴刘三人抓了八路军的干部还不算，刘子仁还派骑兵去追杀吴芝圃，幸亏没有成功。

吴芝圃这样做，并非是报私仇，而是为牺牲的同志们讨还公道，让刽子手偿还血债。

相比之下，三人中耿蕴斋的结局应该是最好的了。

耿蕴斋有点小聪明觉悟，身在国民党阵营的他，把子女悄悄送进延安。最后，他一直活到了1962年，算是善终。

尽管如此，耿蕴斋在建国之后，一直是个普通农民，而当时是18团的干事的徐春阳 ，建国后担任了26军政委，后来被授予中将军衔。

在枪决执行前，刘子仁悔恨交加，涕泪丛生，可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叛徒总是要付出代价。